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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侗族文化的魅力及其主要内容

侗族,属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民族中“骆越”的一支,学界普遍认为,侗族是由广西南苍梧一带迁徙而来的。到唐宋时期,侗民族独立成单一的民族。当时,侗族居民多聚居在“溪蛔”之地,即四面环山,中有平坝,坝中有溪之地,当地居民称其首领为“山同主”或“山同首”,故称侗族为“山同人”,后改称“侗人”、“侗族”。

浅析侗族文化的魅力及其主要内容

一、侗族文化的魅力

  (一)侗族文化的外在魅力
  1、悠久的历史
  侗族,属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民族中“骆越”的一支,学界普遍认为,侗族是由广西南苍梧一带迁徙而来的。到唐宋时期,侗民族独立成单一的民族。当时,侗族居民多聚居在“溪蛔”之地,即四面环山,中有平坝,坝中有溪之地,当地居民称其首领为“山同主”或“山同首”,故称侗族为“山同人”,后改称“侗人”、“侗族”。
  2、古老的建筑文化
  侗族建筑多以青色为基本色调,以石头和木材为主要材料。侗族村寨从选址、布局、造型、装饰等都凸显侗族文化的根基。每个村寨都有风雨桥、鼓楼、戏台等建筑,其中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是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侗族人民对自然界美的事物进行模仿和建构的艺术产物。鼓楼结构极为独特,榫孔层叠交错,且表面无任何缝隙,重檐为四方形或八方形,雄伟壮观。黎平作为我国重要的侗族文化之乡,保存着许多古朴纯正的民族特色的建筑,它们遍布全县各地。风雨桥也是侗寨极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它既是侗族居民之间的交通枢纽, 又是侗族人民的重要文化纽带。桥身不用任何粉饰,显露材料本色,颇为雅致,与侗族淳朴民风浑然一体。
  3、优美的诗歌艺术
  侗族诗歌种类齐全,有抒情诗、叙事诗、礼俗诗、韵词、谜歌等等,题材广泛,形式生动形象,内容丰富深刻、情调健康积极。歌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侗歌格调平和,旋律优美,内容丰富多彩。侗族人民深信“饭养身、歌养心”,在生活中中的许多场合,侗族人民都喜爱用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歌曲形式多样,有大歌、情歌、酒歌、山歌、踩堂歌等等。在其中尤以大歌最为著名,它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可多声部合唱得歌曲,大歌优美动听,风格独特,被欧洲音乐界誉为“音乐的清泉”,并在2009年在11月11日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委评价说,侗族大歌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一种人类的文化”。近些年来,侗族大歌不仅在央视春晚等节目中一次次展现在国人面前,而且也开始在美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新加坡、挪威等多国巡演,产生了轰动效应,被称为“天籁之音”、“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成功地展现了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侗族文化的内在魅力
  1、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有利于促进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
  贵州省黎平县位于湘、黔、桂三省的交界处,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从所处的地形上来看此地属于山地范畴,在大山之间无数条河流贯穿其间,侗族就坐落于这山水之间。侗族人的村落大都坐落在河流两岸,水路交通都比较便利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侗族人依山傍水的建村立寨的基本特点。走进侗族人的村寨,你就会发现茂密的树林,整个寨子都处在树林的包围之中。这种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与侗族人民的智慧与生态理念是分不开的。侗族人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伐木,但是侗族人在伐木的同时便开始选留抚育幼林,然后逐渐到成片的营造新林。这样既能够满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同时有考虑到了当地自然资源的承载力。
  侗族文化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我们通过保护侗族文化,有利于促进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了解侗族生态文化的这些思想, 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树立正确的生态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作为侗族“三宝”之一的侗族大歌,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和表现着广大侗族人民的道德理想、行为规范以及精神风貌。侗族社会内部平衡和谐,群体性仪式活动平凡而普遍,在这些仪式活动交往中,群体性歌唱是人们表述心声、传递文化、交流情感的主要形式。侗族社会的许多传统道德规范都是通过这些民间艺术形式而长期保存和传承下来的,甚至可以说,每一首侗族大歌就是侗族人民真、善、美的具体展现。侗族大歌反映了侗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主要以爱情为主要内容。以爱情为主题的侗族大歌,语言诚挚而朴实,直率而热烈,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这恰恰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种活泼生命的体现。
  侗族大歌中除了大量描绘炽烈的爱情的作品,还有许多描绘惩恶扬善、教人向善的歌曲。这些侗族大歌在民族内部的伦理道德教育和陶冶理性情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者侗族社会的不断发展。侗族大歌承载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孕育了许多体现民族道德理想、行为规范和精神风貌的作品,可以说一首侗族大歌就是一种形象化的道德规范标准。其中有的讴歌勤劳善良美德,有的鞭挞好逸恶劳的懒惰思想,有的主张伸张正义,有的弘扬尊老敬亲、团结互助等等。这些以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的侗族大歌,借用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艺术和教化的双重社会功效。
  二、侗族优秀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在大众文化层面
  传统文化注重个体的修身养性,在对人(他人、社会)、对事、对物的各个领域都有特定的规范体系,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自强不息、尊老爱幼、谦恭礼让、诚实守信、仁爱和谐、俭朴勤劳、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以及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团结统一等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都已成为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若言中原汉族是通过赶集互通有无,而侗族各村寨则是以“微赫”(侗语音)的形式相互交往。在贵州黎平及周边的侗族村寨中,春节、中秋期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微赫”,即一个村寨的人倾巢出动,到“友寨”去集体做客。出行的村寨称为“赫”,接待的村寨则为“主”。“微赫”的对方民族不限,地域不限。“微赫”的第一个晚上芦笙比赛的主要集中在地坪、龙额、水口等地。主、客寨的人都会出场,次日,两寨男女云集鼓楼载歌载舞,在耶师的领唱下“踩歌堂”。主客寨的欢乐气氛传到附近的村寨,他们便会派人扮作“官人”,带上礼品,率队前往庆贺和参加活动,以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微赫”既增进了村寨间的友谊,也是侗族日常大众文化的集中显现。
  (二)在技术文化层面
  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技术以及创造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在技术和科学领域不断探索和前进的力量源泉。地坪风雨桥位于黎平县城以南108公里处,始建于清光绪8年(1882年)。桥长56.6米,桥面宽4.5米,离水面8米,为两跨青石墩伸臂木梁廊桥。桥廊上有桥楼3座,中间为11.6米高的五重檐四角攒尖顶桥楼,两端均为7.6米高的三重檐歇山顶小楼。桥内有侗族风情绘画,内容为神话故事、先民传说及节日场景,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风雨桥通体不用一钉一铆,均系穿榫衔接,表现出侗乡人民的心灵手巧。且在建造过程中,侗族人民运用滑轮原理搬运巨石,不得不令人称赞侗族儿女的勤劳智慧。
  (三)在制度文化层面
  民本思想,仁治、义治、礼治、法治和德治等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管理思想体系,对于现代管理和制度的创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侗族有句谚语说:“乡有规。侗有理”每年农历2月和8月,全寨男女老少聚集在鼓楼下,由寨老讲述寨规古训。此外,侗族制度文化另一典型代表则是款文化。它是侗族地区制定的地方性条文法规,有大、中、小款之分。“大款”为整个侗族地区所订立,中款一般为几个洞(洞,侗语叫“董”,是元代以前的基层行政单位,一团地方之意)联合订立;小款一般是一洞(几个村寨)根据大款、中款制定的条文法规加以具体化。大款、中款、小款皆有刊刻款文的石碑——法石,有立法和执法的场所——款场。侗款不是简单的“乡规民约”,而是侗族先人历经多代传承、改进而成的以契约形式进行社会管理的社会制度。款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四)在价值文化层面
  注重内敛而不张扬、倡导克己奉公的情怀、强调责任和风险、追求和平与和谐等内容,既使中华民族获得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精神品质,又是我们融入现代社会的基础价值情怀。侗族文化讲究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侗歌为例,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对自然与生活的赞美,也有对侗族历史的回顾;既有对自然的模仿,也有内心情感的流露。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使纯朴的民风得以延绵,使道德教化润物无声,使歌者身心平衡,使听者心灵涤荡。而黎平境内星罗棋布的修建在侗寨边、乡野小道上的鼓楼、风雨桥、石板桥、石板路、石瓢井、石凳、指路碑、凉亭,为过往游客行走、指路、休憩、饮水提供了许多便利,体现了侗族人民热情好客的天性、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对游客以人为本的深厚的人文关怀。

侗族水文化与文化记忆

浅析侗族文化的魅力及其主要内容

侗族主要聚居在云贵高原东部边缘的黔桂湘交界地区,有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雷公山由西北向东南延伸。这一广袤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以上。无数的大小溪河纵横其间,是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山区。侗族族源主要是古民族百越族,水的印记深深烙在侗族的文化记忆里。侗族的物质生产活动、环境景观、民俗文化事象大多与水有关。水厚德载物,培育了侗族上善若水的文化性格,形成侗族独特的水文化。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侗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面临文化失忆的严峻问题。

一、厚德载物的侗乡之水
(一)逐水而居的聚落
侗族古歌这样表述他们的逐水而居:“苗家的祖先爱上高山高岭,世代在那里安居坐落。汉家的祖先喜欢平阳大坝,就在那里立城建阁。我们侗家祖先,不选那里,专选依山傍水的幸福窝。”古时侗族又称“峒”,是“峒溪之民”。侗族的联姻往往在共享一条溪河的侗寨之间进行。古代侗族社会“有款无官”,由民间自治组织“补拉”和“款”组织进行自治。“补拉”侗语的意思是“父亲与儿子”,补拉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的残余、父系氏族的次生形态,具有血缘性,一直遗存至今。“补拉”主要实行侗寨内的自治功能,“款”则是以款约为基础建成的具有政治和军事联盟性质的社会组织,款组织具有地缘性,其地缘即溪流。侗族“起款”多为抵御外来侵略、攻击和反抗官府的联合军事行动。因此,溪河在侗族是社会、政治和军事生活的纽带。此外,很多河埠古镇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侗族先民除了来自百越的骆越等 族,还有宋代迁徙来西南的汉人移民,以及明初朱元璋实行“调北征南”而来自江西、浙江等地的汉人移民。这部分移民沿长江、洞庭湖、沅水向西南迁徙。明清两代朝廷对沅水上游和清水江①大力进行河道疏浚,水运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沅水和清水江成为北部侗族地区②主要的交通路线,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清水江和沅水成为木材运输的黄金水道,托口、翁洞、洪江等重要沿河商埠商业贸易繁荣,这些古镇临水而建,风景优美。

(二)基于水的稻作文化

侗族较早种植水稻,贵州天柱县的天柱坝子、锦屏县的敦寨坝子、黎平县的中潮坝子和溶江县的车江坝子均在万亩以上,被誉为“侗乡粮仓”。侗族最基本的生活与生产形态为山居稻作,基于水的稻作文化发达,稻作文化也是侗族水文化的内容。古代侗族就善于合理用水和实行水土保持,创造了生态平衡的耕作模式。“‘寻找高处的水’,这句古歌暗示,骆越民族正向着由粗耕农业向精耕农业过渡的时期,他们开始知道运用水利来灌溉生产的田亩了。”一些侗寨的水利模式堪称传统生态农业典范。如,地处高寒山区的贵州省黎平县黄岗村,主要靠山泉、山塘灌溉稻田,对水资源的统筹利用相当科学合理,他们的模式是:充分利用山势兴建水渠;尽量高筑田埂以多蓄雨水;广建山塘和水库蓄水;错开各户农田灌溉时间,统筹用水;充分利用降雨的时候进行田间作业;适时放干田水,提高土温和水温;用过水沟提高流水水温;用小块农田作为过水田,在过水的过程中提高水温,以保证流进大田的水温度提高,求大田更多的收益;在山塘边广植树木进行水土保持。侗族传统经济还以林粮间作著称,达到合理开发利用山地和进行水土保持的目的,并且促进经济发展。黔东南、会同县等苗族侗族地区盛产优质杉木,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黔东南的杉木被朝廷作为“皇木”征用,促进了木材贸易和水上运输业的繁荣。明清和民国时期沅水上游的洪江古镇因木材和民用物资的集散而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城,被誉为“小南京”。古百越吴越等地为鱼米之乡,迁徙繁衍后的侗族也一直在建设自己的鱼米之乡,普遍在山塘和稻田养鱼,好食鱼,所腌制的“酸鱼”是侗族饮食文化的代表。侗族建筑装饰多有鱼图案,侗锦等工艺品中多有稻谷、鱼、水纹图案。侗族民俗文化事象也多与稻作、水相关,如“闹春牛”、“吃新节”、“敬龙神”、“忌雷日”等。侗族傩仪式则反映对风调雨顺、物丰人寿的祈求。

浅析侗族文化的魅力及其主要内容

(三)以水为魂的栖居观

侗族学者、作家余达忠教授说:“侗民族是一个生活在水乡泽国的民族,充满在它生命和生活中的都是水,只能崇拜水,膜拜水,把生命和水连在一起。”侗族古歌传诵先民在迁徙中对水滨的眷恋和水环境的向往:“船只行到黄金、龙岸,那里有仙境一般的村寨。祖先准备在那里扎寨。”为了安身立命的栖居,侗族爱护山水环境,一方面通过“款约法”实行规约性保护,另一方面倡导爱护山水的道德风尚,保护山林、耕地、水源和架桥铺路成为侗族普遍性的社会公德。同时,用美的建筑物来美化山水环境。在侗乡,干栏式吊脚楼鳞次栉比,无数凉亭撒落青山绿水间,鼓楼和风雨桥点缀其间,稳定的青山与灵动的水界面相映成趣。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形态的历史和封闭孤独的地理环境中,侗族形成以水为魂的栖居观,它是原始思维的人神鬼三界和谐相处的栖居观,这种栖居观与与以宁静为特点的侗族人文性格相生相宜。侗族栖居观是在由“地方”到“场所”的过程中形成的。海德格尔在其《建筑·居住·思想》一书中提出“栖居哲学”观点,认为人是作为“暂留者”存在于大地之上的,是一种“栖居”,因为与天、地、神相比,人是非永恒的。人存在就必须栖居,就会有自己的“栖居哲学”。人类栖居地不是任何地方,而是“场所”。“在英语中,场所是Place,其语义原型是‘地方’”,“划分场所跟一般地域的根本事实是人类的居住。因此,场所简要地讲就是提供居住的地方。这里我们至少已经看到场所观念中自明的两个显著事实:一、发生在场地上的居住文明;二、自然存在的可供栖居的地方。来自中国最古老的词典《说文解字》的意义补充为第三个事实,‘场,祭神道也’。可见在原始的内涵中,祭神祭天,曾构成了场所功能的主体。这里,相关于场所组成的诸要素为:人类的居住文明、场所、以及设立神圣事物的客观存在”。侗族栖居地正是这样的场所,它承载着山居稻作的物质文明,以萨为最高神圣,其三界和谐相处的栖居观表现在:一是人与山水环境(自然、天)的和谐;二是人与神的和谐,侗族尊“萨”为“大祖母”,在祭祀仪式和歌舞中,萨既是崇高的,又是充满原始亲情的女始祖;三是人与“鬼”的和谐共处。侗族民间传说中的“鬼“并不狰狞可怖,如,在民间传说《高胜牙安》中的都柳江上游有一块美丽的乐土叫“高胜牙安”,鬼魂像阳间的青年男女一样在那里唱歌、跳舞、吹芦笙。琵琶歌《阴阳歌》弹唱人去阴阳河与亲人的鬼魂相见,山鬼“魈”则是喜欢恶作剧的调皮鬼。侗族三界和谐建构在人与人和谐的基础上,“补拉”组织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互助活动,体现了栖居中的群体观。风雨桥集中反映侗族栖居观和审美观。风雨桥既有便利交通之用,又是神圣事物。风雨桥又叫“福桥”,蕴含人与风水和谐,消灾降福,村寨平安之意。风雨桥的栖居文化内涵表现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溪流尽可以顺应自然规律汩汩流淌或奔腾咆哮;人通过架“桥”掌握了大自然规律,并且建桥工艺高超,创造了程阳风雨桥这样的世界名桥,反映人的本质力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架桥为侗寨大型工程,凝聚了整个村寨的集体力量与智慧;风雨桥又是人们纳凉、休憩和闲谈之处,沟通了人与人的交流,具有文化广场的作用。风雨桥建在寨子溪流上游,“堵风水,拦寨子”,一些民间信仰活动也在风雨桥进行,是人与神灵和鬼魂交往的载体。在文化记忆上,唯有侗族称呼廊桥为风雨桥,蕴含水的记忆。侗寨是侗族栖居的场所而不是地方,“从人性精神讲,去居住等于设立场所,就是去满足,去获取保护,使生存显现自由。从神性精神来讲,去居住等于去营造建筑,就是去创立一个不同于自然的新的空间体系,去超越,去提升,把人的自由转化成为图腾式的净化,把人性投入到创造中,再造新人。”侗族的栖居是人性的也是神性的,三界和谐是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在侗族文化心理中,既然生与死、阴与阳都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么生存和生活都应该宁静。侗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需要宁静的生存智慧,包括心的宁静。侗族好歌,“饭养身歌养心”,追求心的宁静,侗族大歌中的“蝉歌”表现了宁静的大自然中的天籁之音。侗族文化的另一个原型意象是月亮,侗族向往月亮的宁静和圆缺不息的生命精神。

(四)上善若水的文化性格

老子曰:“上善若水,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老子所推崇的美好品行的最高境界是要像水一样,既“泽被万物”又“不争名利”。侗族具有上善若水的文化性格:其一,水往低处流,总体上,侗族文化性格是平和、低调和宁静的。其二,水溶万物而不争,是“有容乃大”的博大。侗族与多民族杂处,历史上很少有较大和激烈的民族纷争,而是与周边民族和谐相处,特别是对汉文化的吸收表现为很大的开放性。其三,水随遇而安,侗族迁徙到湘黔桂边地之后没有再迁徙,而是在宁静中积淀民族文化。其四,水是智慧和生命的象征,侗族“雾生万物”蕴含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三界和谐的栖居观反映生存智慧,侗族发达的稻作、山地开发、织造工艺和鼓楼、风雨桥等建筑工艺表现了如水般的生产和生活智慧。其五,水是清澈透明的,如,很多侗歌表现了侗族性格的清澈透明,如拦寨歌对家底的坦然显示,哭嫁歌在出嫁时与旧情人的依依惜别,每年三月三的三省坡大戊梁歌会情歌的纯情等。其六,水的公平,从侗款以及款约的实施中可见社会自治管理的公平性。其七,水的激越,侗族的起款、农民起义,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等都显示了侗族为正义而激越澎湃的一面。管子认为“水为万物之本原”,③侗族是把水作为生命和族群之源,水深刻地铭记在侗族的文化记忆中,生命与水的连结铸就了侗族上善若水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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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是侗族文化记忆的载体

(一)水是侗族文化记忆的原型意象
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本身是一种文化记忆,水是侗族文化记忆的原型意象,反复显现在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象中,如“雾生万物”神话叙说生命起源于水的变体——雾,由雾而衍生万物。在侗族洪荒神话中,洪荒后仅存下的兄妹二人成婚后再造人类。侗族古歌的代表作《祖公上河》(《祖公歌》)叙说来自水滨以及沿着水路的迁徙路线。“当初我们侗族祖先,住在那梧州一带。当初我们侗族祖先,住在那音州河边。梧州地方田坝大,音州地方江河长。”贵州剑河县小广一带的王姓《祖公进寨歌》:“不知哪朝哪代,我们王家祖公,住在那大河④下游,浙江温州。”侗族民族学专家杨权教授认为:“古代侗族的一部分人很可能如诗歌中叙述的那样,原住在骆越故地苍梧郡一带,后来溯珠江——柳江——浔江而上,从金门——梧州——柳州到达今日侗族聚居的湘黔桂比邻地带”,“还有来自江西吉安府、湖南常德和浙江杭州或温州等地的各种《祖公歌》”,“许多侗族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先居住在‘大河下游’的浙江杭州或温州”。侗族民间信仰也多与水有关,如新建萨神祠都要到“萨”的起源地去取来灵水供奉,有“萨芭”管雷电风雨,“萨闷”管水井,“萨高桥”管桥,“萨能”管河流,“萨斤”管山林,是对以山水为中心的天地万物的司职。《高胜牙安》民间传说和琵琶歌《阴阳歌》都是是围绕水展开故事。古百越族以渔猎、稻作为主要生产活动,以蛇为图腾,以水为审美意象,这都保存在侗族的文化记忆中,如侗族对蛇、龙、蛙的崇拜,侗族铜鼓上有蛙图腾,古代侗族有纹身、断发与凿齿习俗,以及男女“同川而浴”、穿着“错臂左衽”等。

(二)水环境是触发侗族文化记忆的场景地

法国学者诺拉(Pierre Mora)将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称为“记忆的场”(Sites 0f memory),
侗寨是触发侗族文化记忆的“记忆的场”,“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是超越个人的。因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在侗寨这个“场”里,水、鼓楼、风雨桥和干栏式木楼、水井、山塘、山泉、田畴、山林等,以及直接或间接围绕水的文化事象,都可以触发侗族集体的文化记忆。如吴越地区普遍信仰江河湖泊水神以及塘、井水神,“旧时浙江金华一带在从池塘中车车水前,都要先焚香点烛,拜过‘塘公塘母’。”侗族也信奉水神,限于山居条件,主要的水神是塘神、井神等。侗族每年岁首去挑河水或井水,都要先到河边或井边、塘边点香烧纸,履行简单的祭祀仪式。这些都构成场景。西方族群理论中的“场景论”强调族群认同对场景的回应能力,认为一定的人们有能力根据场景的变迁对族群归属作出理性的选择。“场景论”虽然针对的不是具有血缘、地缘、语言等原生因素的族群,但是,随着现代社会进程,侗族也面临很多原生因素退化、淡化和文化失忆的问题,因此,场景是侗族文化记忆不可缺少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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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持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一)侗族两次跨越式的历史变迁
宏观上,侗族有两个跨越性的历史变迁时期。第一次是唐宋时期,开始由原始氏族社会跨越式进入封建社会,到明代完成向封建社会的历史变迁。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跨越式进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并加快向现代化、工业化迈进。其中,20世纪70年代湘黔、枝柳(现为焦柳)两条铁路干线建成,贯穿北部和南部侗族地区,公路纵横侗族地区,黎平、芷江、铜仁还兴建了民用机场,彻底改变了侗族地区交通闭塞状况。改革开放以后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更快,开始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初级阶段。两次跨越式的社会变迁引起侗族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中的文化记忆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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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第一次历史变迁中整合为新形态的侗族文化

从唐朝建立到明朝的千余年间,侗族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外部原因是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和强大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对侗族地区的影响。如唐代初年在侗族地区普遍推行州、府、县制,实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侗族固有的氏族农村公社迅速瓦解。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汉人移民大量进入西南地区,所引进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以及兴办文化教育,促进了侗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元代的“开拓蛮疆”和“诏民耕种”政策扩大了农田耕作面积,基本结束侗族地区的刀耕火耨。明代朝廷加强了对侗族地区的武力征服,并大量迁徙江西吉安等地的汉人进入侗族地区等西南地区的新垦殖地区。
唐代到清代,侗族文化由原始形态的文化变迁为融合了汉族文化的新形态的侗族文化。这种新形态的侗族文化依然保留很多固有的原始文化,并融合了汉族文化。最为典型的是唐代以后普遍兴起的杨再思信仰。杨再思是唐末五代时期的峒蛮首领,他的历史功绩一是对本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维护,既率众抵御五代楚王的进剿,又率余部归顺于楚,使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避免与国家的分庭抗礼;二是在侗族地区的文治武功。杨再思信仰中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内涵,如,宋人张浚的诗《题飞山庙》:“忠义曾将帝业扶,英灵犹自倒强胡。”明代邓子龙的诗《登飞山》:“西望六百八十穴,我欲一扫归天朝。”从自然神崇拜、萨崇拜到人神杨再思崇拜,标志侗族文化与中华封建文化接轨。侗族在杨再思造神活动的文化建构中建立了新的文化记忆,至今侗族民间的杨再思信仰活动仍然兴盛,宋元以来朝廷多次追封杨再思。
清代朝廷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派流官直接掌管地方政权,并对清水江进行更大规模的疏浚,促进了林业贸易和水道交通的发展。清代侗族更多吸收汉族文化,达到古代侗族文化鼎盛时期,以侗戏的成熟为代表。在古代,一个地区戏曲文化的繁荣反映这个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较快,也反映有较多的人口聚集。清代则是侗戏繁荣的时期,侗族鼻祖吴文彩(1798——1845年)首先将汉族传书的《二度梅》、《李旦凤娇》改编为用侗语道白和演唱的剧本和唱腔,首创侗戏,此后,很多取材于汉族传书剧目的侗戏广泛流传于侗族地区。清代侗族地区还广建书院,传播儒家文化;侗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通婚较为普遍;侗族使用侗话和汉语西南官话进行交际。民族融合使侗族文化比较接近汉族文化。但是,由于古代和近代湘黔桂边地的侗族和汉族的经济都是自然经济,并且交通闭塞,自然环境保持着自然生态,栖居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异,因此,文化记忆一直得到比较完整的保存,侗族文化基本保持原貌。

浅析侗族文化的魅力及其主要内容

(三)当代侗族面临新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失忆

与自然经济时期不同,当代侗族面临的是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变迁。人口迅速增长,工业化初期粗放型经济的环境污染,基础设施建设、水电开发和农业结构调整等引起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不平衡的问题较为严重。侗族文化的生境正在变异中。生境即生存环境,“生境,用作特称,具体指某一个体、种群或群落的社会环境、生存空间和工作条件。生境变化,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和驱动力。”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适合的生境。生境包括自然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物质与精神的随机组合。生境也是文化的生态环境。每一种文化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与之相适应的生境。当代侗族文化正处于变迁中,一方面是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的文化变迁,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要克服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负面作用。如,“现代教育的普及改变着侗族文化传承的根基”,“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改变了侗族传统的稻作文化”,“工业化进程改变着侗族人们的生活方式,导致文化断层的产生”,“现代传播手段改变着侗族传统的文化活动”,“侗族语言、服饰正被同化”,“一些传统的民族活动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些掌握传统侗族技艺的艺人已逐渐老龄化或过世,使一些传统民间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传统的文化氛围不浓”等。
如何面对文化失忆的挑战,目前各地和各民族普遍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极力保护传统意象、仪式,抢救文本等。古村落的保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地扪村堪为典型。地扪是纳入国家保护试点的古村落,坐落于清水江流域地扪河河谷地带,是清水江源头地区。地扪是一个行政村,四个自然侗寨沿溪岸居住,溪流穿境而过,木楼密集布罗。“地扪”在侗语中有泉水源源不断涌出,孕育人丁兴旺的意思。地扪与千三有关,以地扪为中心的周边侗寨和地区叫千三,千三是一个文化记忆,纪念初民在地扪繁衍为一千三百户,向周边播迁。地扪现存两座风雨桥和两座鼓楼,风雨桥建在溪流上游的寨头。千三(地扪行政村的四个自然村以及周边村)最大的民间信仰是萨信仰和塘公神信仰。塘公信仰始于宋代,至今流传有关于塘公的传说,水塘边上建有塘公祠,每到初一、十五以及寨子的人出远门、求财、求亲都要先祭祀塘公。地扪的侗族民俗事象较为全面,其中,每年正月十一日的千三祭祖日是千三各侗寨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各侗寨的人们赶来地扪,各种服饰和文艺活动全面展示。先祭萨神,再祭塘公,然后在收割后的干稻田里举行大型的集体歌舞踩歌堂等娱乐活动。⑤千三腊峒是侗戏鼻祖吴文彩的家乡,可知千三侗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甚多,而且唐宋以后黎平一直是朝廷军事控制和传播汉文化较多的重点地区,明代曾设置黎平府。千三至今仍然保持侗族文化特色和系统的文化记忆载体,除了客观上的长期自然经济、地理环境和工业化进程较慢之外,是主观上对文化记忆载体的有效保护。因此,尽管目前的保护措施是保守性的,但它保护的是民族文化的根本,今后仍然需要这种保护。同时也要看到,仅仅有保守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因为“现代社会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载体,并使其具有了大众参与和市场化的特征,文化记忆的价值和功能开始受到挑战。”对于侗族文化传承,专家认为:“单纯的‘博物馆’式的保护,对物质文化而言,只能保存其外在形式,而不能保存其民族文化的内涵;对非物质文化而言,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历史影音资料。要使侗族文化长期传承下去,就必须与时俱进,探寻新思路、采取新方法,在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在‘活态’中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这种见地的视野是深刻和长远的,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变迁,在自然经济时期,“文化记忆是一套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它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距离为特征,其客观化的制度性表征是社会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来源。在传统社会,文化记忆对维护王朝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实现道德教化以及建立意义世界具有重要作用。”
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在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新,进行文化重构,重建家园。而且这个家园既是精神的,又是环境的、物质的,既保持民族特色和族群认同,又不是落后于时代的复古,因此,它又是一种生态文明的战略。对此,侗族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人们已经在做很多的工作,诸如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工业结构调整、环境污染治理等,以及进行文化生态的积极保护和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等。但是,工业化初期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相当艰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重构有很多的未知数,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实践。赫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⑥“拯救的道路也只有一条——重建家园,重建我们作为一个自然物种而赖以生存的的自然家园,重建一个我们作为一种有灵性的生命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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